中纪委向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：“１９９７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２年９月，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８６１９１７件，结案８４２７６０件，给予党纪政纪处分８４６１５０人，其中开除党籍１３７７１１人。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３７７９０人。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，县（处）级干部２８９９６人，厅（局）级干部２４２２人，省（部）级干部９８人。特别是查处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、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、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、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等一批腐败分子，查办了湛江和厦门特大走私案，产生了很大的震慑作用，维护了党纪国法的严肃性，为国家挽回了大量经济损失。”

    这些数字说明什么？

    这当然说明了执政党惩处贪官污吏的决心；当然说明了我们的社会的确是加强了反腐败的力度、广度和深度；当然说明了我们的政府在反腐败问题的态度上是一点都不含糊，的确是动了真格的了；当然说明了……也正因为如此，广大群众对反腐败成绩的满意度是在“逐年攀升”的。

    不过对我们这些搞社会问题的人来说，看了这些数字以后真还有点高兴不起来。为何？因为数字的绝对值太大了，而这仅仅是查处的、公布的，那些没有查处的、公布的所谓“腐败暗数”呢？我想，这恐怕更是一个“天文数字”了。这样说是不是我自己的武断或是想当然？非也，我是从以下三个数据做出自己的判断的：（1）“目前查处的各类腐败分子，真正判了实体刑的不足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二以上的腐败分子都保住了工作，保持了饭碗。”（易家言，《检察日报》2000年4月24日）（2）“1993年至1998年，每100名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只有42﹒7人被立案侦查，最后被判刑的只有6﹒6人”（ 胡鞍钢，《腐败损失有多大，每年1万亿》，《南方周末》2001年3月22日），即因腐败而被判刑的官员仅6﹒6%。（3）胡永鸣在《了望》杂志上撰文说，反腐败为什么这么难？可以用以下数学的方法列出“贪官查处概率”。这道算式如下： 假设有50%的贪官被人发现；假设被发现的贪官有50%被举报；假设被举报的贪官有50%被审查；假设被审查的贪官有50%被处理；那么，最后的查处率是： 0.5×0.5×0.5×0.5=0.0625，也就是说，100个贪官只有不到7个被清除。“腐败暗数”是10：1，这是当今一些反腐败学者对它的“估计”。

    所以，从反腐败取得的成绩中我们也应该看到腐败现象的严重性。

    所以，从腐败分子被查处的这么大的数字中我们必须看到反腐败的严峻性。

    所以，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冮泽民同志的“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”这一论断，必须将它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建工作的一个重要问题来抓。

    为什么？因为在当今的干部队伍中混入了不少列宁所说的“党的同路人”：这些人吃共产党的饭，拿共产党的钱，当共产党的官，就是不办共产党的事。“升官不发财，请我都不来。”这些人的世界观原来就是这样。“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”，他们精通市场经济的发财之道，将入党作为通向仕途的敲门砖，将做官作为发财之门，在他们认为，入党做官完全是一种市场的“投资行为”，对他们来说，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这句话不过是装装门面、说说而已。为什么在一些地区，“跑官要官”、“买官卖官”、卖官鬻爵的现象那么盛行？原因就在此。吉林省有一个属于国家级贫困县的靖宇县，全县科局级干部不是在为改变全县又穷又白的面貌去努力，而是竞相去向县委书记李铁成行贿——居然没有一个例外，真是“全军覆没，无一幸免”，实在是惨得很哪！邓小平理论没学过？否！“三个代表”没学过？否！然而统统都被扔到了一边，无影无踪，和全国人民开了一个“国际大玩笑”。

    鲁迅先生曾经这样描述旧社会的贪官污吏的心态：这些当官者“其所以要升官，只因为要发财，升官不过是一种发财的门径。所以官僚虽然依靠朝廷，却并不忠于朝廷，吏役虽然依靠衙署，却并不爱护衙署。”尽管时代快要过一个世纪，然而将鲁迅先生的这段话照搬到当代贪官污吏的身上，却发现非常适用。这些贪官有哪一个是忠于共产党这个“朝庭” （“朝庭”：纯粹是为了借喻用，切莫“误会”——作者注）的？有哪一个是爱护共产党这个“衙署”（“衙署”：纯粹是为了借喻用，切莫“误会”——作者注）的？

    建国初期，毛泽东曾指出：“治国就是治吏”。

    为什么？

    因为从历史上的腐败现象来看，吏治腐败是危害最烈的，而从当今的腐败现象来看，吏治腐败也是所有腐败现象的“重中之重”，所以，当我们跨进新世纪、充分肯定社会反腐败取得成绩的今天，重温江泽民的“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”这一论断，是很有现实意